在诈骗类共同犯罪案件中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：有人负责打电话、有人负责转账取款、有人只是提供了一张银行卡或一个收款二维码。案发后，这些人往往自称“我只是个打工的”“我没拿多少钱”。那么，诈骗案件中的从犯究竟怎么判？会不会因为“只是帮忙”就不构成犯罪？本文从刑法规定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作客观梳理。

一、先厘清诈骗罪的基本量刑框架

根据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，诈骗公私财物的量刑分为三个档次：

  • 数额较大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
  •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：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；
  •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

“数额较大”“数额巨大”“数额特别巨大”的具体标准，由司法解释结合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确定，不同省份的执行标准存在差异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这只是主犯或者单独犯罪时的基准量刑，从犯的量刑要在此基础上再作调整。

二、从犯如何认定：次要作用与辅助作用

《刑法》第二十七条规定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，是从犯。司法实践中通常从两个维度判断：

1. 是否参与核心环节

诈骗罪的核心环节是“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”并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。策划骗局、编写话术、决定分赃比例、直接对被害人实施欺骗的，一般认定为主犯；而仅从事接送、望风、提供账号、事后取款、维护设备等外围事务的，多被认定为起辅助作用的从犯。

2. 作用力大小与获利情况

参与时间长短、是否可替代、分得赃款的比例、是否对犯罪结果具有实质推动力，都是重要考量因素。有的案件中，行为人虽处于“执行层”，但对整个骗局的运转不可或缺，也可能被认定为主犯，需要结合具体证据判断。

三、从犯怎么判：从宽不等于免罚

《刑法》第二十七条规定，对于从犯，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。“应当”二字意味着必须体现从宽，但具体是“从轻”“减轻”还是“免除”，要综合全案判断。实践中，影响从犯最终刑罚的主要因素包括：

  • 涉案数额：共同犯罪中，从犯一般对其参与期间、参与范围内的犯罪数额承担责任，而非简单按个人获利计算；
  • 主观明知程度：是否明确知道自己在参与诈骗，还是仅知道“来路不正”；
  • 退赃退赔：积极退赔、挽回被害人损失，是重要的从宽情节；
  • 认罪认罚：如实供述、自愿认罪认罚，可依法从宽处理；
  • 自首、立功、初犯、偶犯：法定或酌定从宽情节；
  • 是否被胁迫：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属于胁从犯，应按其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。

一般而言，作用较小、获利不多、认罪悔罪并积极退赔的从犯，被判处缓刑、单处罚金甚至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例确实存在；但若涉案数额特别巨大，即便认定为从犯，也可能面临较重刑罚。从犯身份并不是“免罪金牌”。

四、几个需要澄清的常见误区

误区一：“只提供银行卡，不算诈骗”

明知他人实施诈骗仍提供银行卡、支付账户、收款码的，可能构成诈骗共犯；即便不构成诈骗共犯，也可能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或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同样要承担刑事责任。

误区二：“没拿到钱就不用负责”

共同犯罪的責任基础在于共同故意与共同行为，而非个人获利多少。未实际分赃但参与实施行为的，仍可能被追究。

误区三：“不知道是诈骗就没事”

是否“明知”由司法机关根据行为人的认知能力、交易异常程度、报酬是否明显不合理等客观情况综合推定，“我不知道”并不能当然免责。

五、结语

诈骗从犯的量刑，本质上是“数额档次”与“作用大小”的双层评价：先按诈骗数额确定法定刑区间，再根据从犯地位、认罪态度、退赔情况等作从宽调整。对于身处其中的人而言，及早停止、如实说明情况、积极退赔，远比心存侥幸更有意义；对于普通公众而言，出租出借账户、代收代转款项、参与来路不明的“高薪兼职”，都可能让自己从“旁观者”变成“参与者”。